《谷梁传》略谈

常欢

　　孔子因鲁史而修《春秋》，由于《春秋》过分简略，到西汉出现过5种解释《春秋》的传，但后来只剩下《左传》、《公羊传》、《谷梁传》流传至今，合称“《春秋》三传”。作为“三传”之一的《谷梁传》是《谷梁春秋》、《春秋谷梁传》的简称，其记事起于鲁隐公元年，终于鲁哀公十四年。《谷梁传》的作者，《汉书.艺文志》颜师古注曰：“谷梁子，鲁人，师古曰名喜。”此外，作者之名尚有寘、赤、嘉等说法。事实上，《谷梁传》应当是经过很长的口头流传、增删修订的过程，当视为集体创作。《谷梁传》大约成书于武帝时期，最早为《谷梁传》作注的为东晋范宁《春秋谷梁传集解》，唐代杨士勋又为《春秋谷梁传集解》作疏，二者均收入《十三经注疏》。清代研究《谷梁传》颇盛，比较著名的有柳兴恩的《谷梁春秋大义述》、许桂林的《谷梁释例》和钟文烝的《谷梁补注》。其中，《谷梁补注》引证翔实，多有创见，代表了清人研究《谷梁传》的最高水平。今人刘世南的《春秋谷梁传直解》、承载的《春秋谷梁传译注》等，也可作为学习研究的参考。

　　皮锡瑞在《经学通论》中说：“《春秋》有大义，有微言；《谷梁》不传微言，但传大义。”所谓大义，钟文烝在《谷梁补注》中说：“《谷梁》多言君臣、父子、兄弟、夫妇，与夫贵礼、贱兵、内夏、外夷之旨，明《春秋》为持世教之书也；明《春秋》为正人心之书也。”《谷梁传》借事明义，强调礼制，重视宗法，这些都是关系到持世教、正人心之大事，是为大义。具体来说，第一，《谷梁传》提倡礼制，严守等级，认为君臣、父子、兄弟、夫妇之间都有一定的道德行为规范，超越自己的身份和等级行事，就是违背礼仪。例如春秋时期，周室衰微，但传文认为，天下人必须尊周，诸侯国必须向周天子进贡，认为君不君，臣不臣，此天下所以倾也，意思是天下大乱的原因正是由于违背了君臣尊卑上下的道德规范。第二，是尊尊亲亲，维护宗法制度。《谷梁传》认为，宗法制度是维系宗族体制、调整人际关系的规范和纽带，其主要内容即尊尊亲亲。尊尊，就是尊敬尊者，诸侯忠于天子，大夫忠于诸侯；亲亲，就是亲近亲者，儿子敬重父亲，弟弟敬重兄长。要为尊者讳，也为亲者讳，以此维护尊和亲的权威。第三，《谷梁传》还指出，民众基础是君王统治的根本，君王应该关心农业，满足民众生活的基本需求，君王不能与民争利，否则就不合正道，所谓“山林薮泽之利，所以与民共也，虞之，非正也”。君王必须留意民众疾苦，以便及时采取应对措施，还要关注水旱，爱护民众，减轻赋税，储备粮食，遇到饥荒，君王则要与民众共渡难关。此外，《谷梁传》还站在华夏文化的立场上，维护中原礼仪文化，贬斥乃至蔑视夷狄之国，对夷狄的入侵扩张行为极为痛恨，强烈谴责。当然，这里所说的华夏中原与四周夷狄的对立和差别主要不在于民族、血统，而在于礼仪、文化，所谓“诸侯用夷礼则夷之，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”。

　　《谷梁传》在“十三经”中算是小经，它的流传不如《公羊传》广，影响不如《公羊传》大，长期以来备受冷落。《公羊传》在汉景帝时就被立为学官，至汉武帝时，公孙弘以治《春秋》（即《春秋公羊传》）为丞相封侯，天下学士靡然向风矣。而《谷梁传》则长期处于民间地位，不受官方重视。直至汉宣帝时期，由于宣帝有习《谷梁传》的家学渊源，更主要的是由于《谷梁传》强调礼治、重视宗法的主张正好满足了宣帝的政治需求，在这一时期，它的地位得到了提高，力量不断壮大。《谷梁传》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派，一度取得了与《公羊传》平分秋色的地位。但东汉以后，《谷梁传》又一次失去了官方支持，“谷梁学”日渐衰微，虽然在唐代《谷梁传》为“九经”之一，宋代为“十三经”之一，然而其地位和影响却都远在《公羊传》之下。固然如此，作为并行不废的“三传”之一，《谷梁传》是《春秋》学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。《谷梁传》所阐发的《春秋》大义和古代礼制，是中国古代思想史和文化史的重要内容和宝贵资料，对中国古代政治思想、道德观念的形成和发展产生过不可低估的作用。它所着力倡导的等级观念和宗法制度在现代社会已经不合时宜，但它所强调的道德规范，例如尊敬长者、勤政爱民、崇尚礼仪等，对我们社会道德规范和价值体系的建设仍具有借鉴意义。